Accelerating Investment: Challenges and Policies
益语智库 · 2025-08-18
世界银行指出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从 2000 年代约 10% 放缓到 2010 年以来约 5%，而发展、气候、就业和基础设施缺口却要求更大规模投资。报告的核心判断是：投资奇迹并非自然发生，而是需要宏观稳定、制度质量、公共投资效率、结构性改革、贸易投资开放和国际支持共同形成政策组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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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tle: "Accelerating Investment: Challenges and Policies"
publisher: "World Bank Group"
date: 2025-08-18
summary: "世界银行指出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从 2000 年代约 10% 放缓到 2010 年以来约 5%，而发展、气候、就业和基础设施缺口却要求更大规模投资。报告的核心判断是：投资奇迹并非自然发生，而是需要宏观稳定、制度质量、公共投资效率、结构性改革、贸易投资开放和国际支持共同形成政策组合。"
topics: [战略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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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Accelerating Investment: Challenges and Policies｜报告解读
## 报告速览
这份世界银行报告讨论的是一个发展经济学中的根本问题：**为什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（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, EMDEs）的投资正在减速，而它们恰恰又最需要投资？**报告把投资定义为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（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），并将其拆解为总投资、公共投资、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（FDI）等不同类型，系统分析投资趋势、投资加速期、公共投资乘数、私人投资改革和 FDI 退潮。
报告最重要的判断是：==**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不是单纯“缺钱”，而是投资增长动能、制度吸收能力、财政空间、私人资本信心和国际资本流动同时变弱。**==如果这些经济体无法重启投资增长，就会面临长期增长放缓、收入趋同停滞、就业创造不足、基础设施缺口扩大和气候目标落空；但如果通过综合政策组合重启投资，则历史上的“投资加速期”表明，投资可以带来更快增长、更高生产率、更多就业和更快减贫。
报告的关键结论可以概括为五点：第一，EMDEs 投资增长从 2000-09 年约 **10%** 降至 2010-24 年约 **5%**；第二，FDI 占 GDP 比例从 2008 年接近 **5%** 降至 2023 年略高于 **2%**；第三，1950-2022 年，59 个 EMDEs 出现过 **115 次投资加速期**，但 2010 年后明显减少；第四，公共投资只有在财政空间充分、投资效率较高时，才有更强的增长乘数；第五，结构性改革和制度质量不是“配套条件”，而是投资能否真正转化为增长的核心机制。
> 口径说明：本报告为 World Bank 的 advance edition，最终正式版发布后可能有个别表述或数据调整。报告注明数据截止日期为 **2025 年 8 月 18 日**。除特别说明外，报告中的“investment”指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，包括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。
| 报告要素 | 内容 |
|---|---|
| 报告标题 | *Accelerating Investment: Challenges and Policies* |
| 发布机构 | World Bank Group |
| 编辑 | Amat Adarov |
| 版本 | Advance Edition |
| 数据截止日期 | 2025 年 8 月 18 日 |
| 核心对象 |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（EMDEs）投资趋势、投资加速、公共投资、私人投资和 FDI |
| 核心问题 | 如何在投资减速、财政约束和全球碎片化背景下重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 |
| 章节结构 | Overview + 5 个专题章节 |
## 核心问题
报告试图回答的问题，不只是“投资为什么重要”，而是进一步追问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增长已经显著放缓、财政空间收窄、全球资本更谨慎的情况下，哪些政策组合仍然可能启动新的投资周期。
| 核心问题 | 报告中的对应讨论 | 最关键的数据 / 判断 |
|---|---|---:|
| 为什么投资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核心？ | 投资对 GDP 增长、潜在产出增长、就业、基础设施、气候目标的作用 | EMDEs 中投资贡献了 21 世纪以来约 **1/3** 的 GDP 增长，并贡献了超过 **1/2** 的潜在产出增长 |
| 投资增长为何减速？ | 2008-09 全球金融危机后，私人投资、公共投资和 FDI 同步走弱 | EMDEs 总投资增长从 2000-09 年约 **10%** 降至 2010-24 年约 **5%** |
| 投资加速期为什么重要？ | 历史上持续快速投资增长如何改变增长、就业、生产率和减贫 | EMDEs 投资加速期内投资增长中位数达 **10.4%**，非加速年份为 **3.2%** |
| 公共投资是否能独自填补投资缺口？ | 公共投资乘数、财政空间、公共投资效率、债务风险 | 模拟显示公共投资最多只能覆盖 EMDEs 总投资缺口约 **1/3** |
| 私人投资如何被重新激活？ | 企业约束、结构性改革、政策包、制度质量 | 重大结构性改革可在 3 年内使私人投资累计增加约 **2.2%** |
| FDI 为什么在退潮？ | 全球贸易放缓、碎片化、地缘政治、政策不确定性、FDI 限制 | 典型 EMDE 的 FDI/GDP 从 2008 年接近 **5%** 降至 2023 年略高于 **2%** |
| 哪些政策最有效？ | 宏观稳定、财政空间、公共投资效率、制度质量、贸易投资开放、国际支持 | 政策组合比单项改革更有效，可将投资加速概率提高约 **9 个百分点**，私人投资加速概率提高近 **11 个百分点** |
## 报告结构目录
| 章节 | 主题 | 主要回答的问题 | 阅读重点 |
|---|---|---|---|
| Overview | EMDEs 投资总览 | 投资为何重要、为何减速、如何重启 | 全报告核心结论、政策框架和关键数字 |
| Chapter 1 | Investment Trends, Structure, and Drivers in EMDEs | 投资趋势、结构和驱动因素如何变化 | 总投资、公共/私人投资、无形资产、投资收敛、危机冲击 |
| Chapter 2 | The Magic of Investment Accelerations | 投资加速期是什么，为什么有“奇迹”效果 | 115 次 EMDE 投资加速期、增长与生产率改善、政策触发条件 |
| Chapter 3 | Public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of Economic Growth | 公共投资如何催化增长和私人投资 | 公共投资乘数、财政空间、公共投资效率、三项政策优先级 |
| Chapter 4 | Reinvigorating Private Investment: Policy Options | 私人投资如何被重新激活 | 企业约束、结构性改革、私人投资加速、政策组合 |
| Chapter 5 |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etreat: Policies to Turn the Tide | FDI 为什么退潮，如何扭转 | FDI 集中化、服务业化、绿地投资、制度与开放对 FDI 的作用 |
## 核心结论
### 结论一：投资是 EMDEs 长期增长、就业和发展目标的基础，但当前投资缺口已经具有历史性压力
报告把投资放在发展议题的中心位置，是因为投资同时承担三种功能：它是长期增长的基础，是创造就业的引擎，也是填补基础设施、能源、水、卫生、教育、数字化和气候韧性缺口的必要条件。
在 EMDEs 中，投资自 21 世纪以来贡献了约 **1/3** 的 GDP 增长，并贡献了超过 **1/2** 的潜在产出增长。没有持续的资本形成，企业无法扩大生产、吸收新技术，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趋同也会停滞。报告尤其指出，不包括中国的 EMDEs 人均收入仍停留在先进经济体约 **9%** 的水平，低收入国家长期只有约 **1%**，收入趋同过程在 2010 年代初基本停滞。
发展目标本身也需要巨额投资。全球仍有约 **7.4 亿人**无法获得电力，约 **1/4** 人口缺乏安全管理的饮用水，超过 **2/5** 人口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承诺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到 2030 年每年需要额外 **1.5-2.7 万亿美元**投资；若计入气候变化成本，最高可达 **4 万亿美元**。对低收入国家而言，投资缺口约为每年 GDP 的 **8%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投资对 EMDEs 增长的重要性
unit: %
x: GDP增长贡献, 潜在产出增长贡献
y: 33, 50
```
> 图表口径：报告表述为投资贡献了 EMDEs 21 世纪以来“约三分之一”的 GDP 增长，并贡献了“超过一半”的潜在产出增长。上图将“约三分之一”记为 33%，将“超过一半”以 50% 表示下限。
### 结论二：EMDEs 已从投资高增长时代转入长期减速阶段，私人投资、公共投资和 FDI 同时走弱
2000 年代是 EMDEs 投资增长的高峰期。受益于全球贸易整合、资本流动、商品价格上行和国内改革，EMDEs 投资年均增长约 **10%**。但全球金融危机后，投资增长长期下行，2010-24 年平均仅约 **5%**，相当于 2000 年代的一半。
这一减速不是单一部门造成的。私人投资增速从 2000-09 年约 **12%** 降至 2010-23 年约 **7%**；公共投资增速从约 **10%** 降至约 **5%**。FDI 也同步走弱，典型 EMDE 的 FDI/GDP 从 2008 年接近 **5%** 的峰值降至 2022-23 年约 **2%**。投资加速期也变少：2000-09 年约 **48%** 的 EMDEs 启动了投资加速期，2010-22 年降至 **23%**；私人投资加速期从 2000-09 年 **35%** 降至 2010-19 年 **18%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EMDEs 投资增长从高峰期降至约一半
unit: %
x: 总投资2000-09, 总投资2010-24, 私人投资2000-09, 私人投资2010-23, 公共投资2000-09, 公共投资2010-23
y: 10, 5, 12, 7, 10, 5
```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投资加速期发生频率下降
unit: %
x: EMDEs总投资加速2000-09, EMDEs总投资加速2010-22, EMDEs私人投资加速2000-09, EMDEs私人投资加速2010-19
y: 48, 23, 35, 18
```
这组数据说明，EMDEs 的问题不是某一类投资被短暂压制，而是国内投资和跨境资本都进入了更低动能的时代。报告将其归因于多重因素叠加：全球经济增长放缓、贸易扩张减弱、商品价格波动加剧、债务水平抬升、利率上行、财政空间收窄、制度改革停滞、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。
### 结论三：投资收敛停滞使发展中国家更难追赶先进经济体
投资减速的深层后果，是资本形成无法支撑收入和生产率追赶。2000 年代，EMDEs 投资每名劳动者水平曾快速向先进经济体靠近：全部 EMDEs 的投资每名劳动者占先进经济体水平的比例，从 2000 年 **7%** 上升到 2009 年 **15%**。但如果排除中国，收敛速度更温和，仅从 **8%** 上升到 **12%**。
更关键的是，2010 年代以后这一过程几乎停滞。到 2019 年，排除中国的 EMDEs 投资每名劳动者只达到先进经济体的 **14%**；经历 COVID-19 冲击后，到 2024 年又回到 **14%**。低收入国家只有约 **3%**。
```chart
type: line
title: EMDEs 排除中国后的投资每名劳动者收敛进程
unit: %
x: 2000, 2009, 2019, 2024
y: 8, 12, 14, 14
```
区域差异也很大。东亚和太平洋、欧洲和中亚、中东和北非相对接近先进经济体水平；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落后，2010-24 年投资每名劳动者仍低于先进经济体 **10%**。拉美和加勒比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：2010-24 年其相对水平约 **19%**，比 1980-89 年低近 **10 个百分点**。
### 结论四：历史上的投资加速期确实能改变经济轨迹，但 2010 年后越来越少
报告将“投资加速期”定义为至少持续 **6 年**、人均投资年均增长至少 **4%**，且相对前 6 年增长率至少提高 **2 个百分点**、资本存量最终超过前期峰值的时期。1950-2022 年，全球样本中共识别出 **192 次投资加速期**，发生在 **93 个经济体**；其中 **59 个 EMDEs** 出现过 **115 次**投资加速期。
投资加速期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们通常伴随真实的经济转型。EMDEs 投资加速期内，投资增长中位数为 **10.4%**，非加速年份为 **3.2%**；产出增长从非加速年份的 **4.2%** 提高到 **5.9%**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 **0.8%** 提高到 **1.7%**。报告还指出，加速期常伴随就业提升、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增长、出口增长、FDI 流入增加、财政余额改善、贫困更快下降和不平等缓解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EMDEs 投资加速期与非加速年份的增长差异
unit: %
x: 投资增长非加速, 投资增长加速期, 产出增长非加速, 产出增长加速期, TFP增长非加速, TFP增长加速期
y: 3.2, 10.4, 4.2, 5.9, 0.8, 1.7
```
> 图表口径：TFP 数据采用 Overview 中“从 0.8% 到 1.7%”的表述；Chapter 2 对典型投资加速期也表述为 TFP 年增长率提高约 1.3 个百分点。
投资加速期不是单靠单项政策触发的。报告反复强调，真正有效的是政策组合：改善财政基本面、扩大贸易和金融开放、强化制��质量、降低宏观不确定性。若一国的基本财政余额、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显著改善，启动投资加速期的概率可提高约 **9 个百分点**。
### 结论五：公共投资可以催化增长，但只有“高效率 + 有财政空间”时才会真正放大乘数
公共投资在 EMDEs 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。2010-23 年，EMDEs 公共投资约占 GDP 的 **6%**，高于先进经济体约 **4%**。但公共投资增长也已经放慢：从 2000-09 年年均 **10%** 降至 2010-23 年约 **5%**。
公共投资的效果并不自动成立。报告估计，对平均 EMDE 而言，公共投资增加相当于 GDP 的 **1%**，五年后可带来产出增加 **1.1%**。但在财政空间充足或公共投资效率高的国家，同样规模的公共投资可使五年后产出增加 **1.6%**；在公共投资效率低、债务水平高的国家，效果虽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公共投资增加1%GDP后的五年产出效应
unit: %
x: 平均EMDE, 高财政空间或高效率国家
y: 1.1, 1.6
```
公共投资还能“带动”私人投资和生产率。报告估计，公共投资增加 **1% GDP**，五年后私人投资最多可增加 **2.2%**，劳动生产率提高 **1.9%**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**0.8%**，潜在产出提高 **1.1%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公共投资增加1%GDP后的其他宏观效应
unit: %
x: 私人投资, 劳动生产率, 全要素生产率, 潜在产出
y: 2.2, 1.9, 0.8, 1.1
```
但公共投资不可能独自完成全部任务。模型模拟显示，即使 EMDEs 动员财政收入、调整支出结构并适度借债，公共投资也只能覆盖总投资缺口约 **1/3**。因此，公共投资更应被理解为“催化器”，作用是通过基础设施、教育、健康、数字网络、可再生能源等提高私人投资回报，而不是替代私人资本。
### 结论六：私人投资是投资缺口的主力资金来源，但企业面临的约束是结构性的
EMDEs 中私人投资约占总投资 **75%**，因此重启投资不能只依赖公共部门。问题在于，私人投资增长已显著放缓：2010-23 年 EMDEs 私人投资年均增长 **6.7%**，仅略高于 2000-09 年的一半；排除中国后，2010-23 年私人投资年均增长只有 **5.3%**。
企业调查显示，EMDEs 企业面临的约束包括：融资不足、基础设施不足、税收政策和税务管理质量低、犯罪和政治不稳定、合同执行和监管不确定性等。低收入国家尤其面临基础设施约束。与此同时，投资者对 EMDEs 的国家风险评价显著高于先进经济体，对 LICs 更高。
结构性改革对私人投资有明确效果。报告估计，国际贸易、外部融资、国内金融部门和产品市场相关的重大结构性改革，可在改革后三年内使私人投资累计增加约 **2.2%**；外部融资改革单项可使私人投资三年累计增加约 **2.4%**。更重要的是，改革配套实施的效果显著强于孤立改革。若同时改善基本财政赤字、开展贸易改革并开放资本账户，启动私人投资加速期的概率可提高近 **11 个百分点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结构性改革对私人投资和加速概率的影响
unit: %
x: 重大结构性改革三年累计私人投资增幅, 外部融资改革三年累计私人投资增幅, 政策组合提高私人投资加速概率
y: 2.2, 2.4, 11
```
> 图表口径：前两项为私人投资累计增幅，第三项为“概率提高的百分点”。为避免混淆，正文保留原始表述：政策组合将私人投资加速概率提高近 **11 个百分点**。
### 结论七：FDI 退潮是 EMDEs 面临的另一重压力，且低收入国家只获得极小份额
FDI 对 EMDEs 重要，是因为它不仅带来资本，还带来技术、管理经验、全球价值链连接和潜在就业机会。但报告显示，FDI 正在显著退潮。2000-08 年，EMDEs FDI 流入名义规模扩大 **5 倍**，从 2000 年略高于 **1600 亿美元** 增至 2008 年近 **8000 亿美元**。典型 EMDE 的 FDI/GDP 从约 **2%** 上升到 2008 年接近 **5%**。
全球金融危机后，FDI/GDP 持续下降，到 2022-23 年回落到略高于 **2%**，到 2023 年仍略高于 **2%**。2023 年 EMDEs 获得 FDI **4350 亿美元**，为 2005 年以来最低。约 **3/5** 的 EMDEs 在 2012-23 年的 FDI/GDP 低于 2000-11 年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典型 EMDE 的 FDI/GDP 从峰值回落
unit: %
x: 2000年初, 2008年峰值, 2023年
y: 2, 5, 2
```
> 图表口径：报告表述为 2000 年初“about 2 percent”、2008 年“almost 5 percent”、2023 年“just over 2 percent”。图中以 2、5、2 表示近似值，正文保留原始表述。
FDI 还越来越集中。过去十年，EMDEs FDI 流入中超过 **2/3** 流向仅 **10 个国家**；2012-23 年，中国约吸收 EMDEs FDI 流入的 **1/3**，巴西和印度合计约 **1/6**。低收入国家仅获得 EMDEs FDI 流入的 **2%**，不到全球 FDI 总额的 **1%**。
```chart
type: pie
title: EMDEs FDI 流入的集中度
unit: %
x: 前十个接收国, 其他EMDEs
y: 67, 33
```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FDI 流入在 EMDEs 内部的分布
unit: %
x: 中国, 巴西和印度合计, 低收入国家
y: 33, 16, 2
```
### 结论八：FDI 对增长有帮助，但只有在制度、开放、人力资本和低非正规化条件下才会放大
报告基于 74 个 EMDEs 1995-2019 年数据，使用异质性面板 VAR 方法估计 FDI 对产出的影响。结果显示，在平均 EMDE 中，FDI 流入增加 **10%**，三年后可使实际 GDP 提高 **0.3%**。但在制度更强、非正规经济更少、人力资本更好、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，三年后 GDP 提升可达 **0.8%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FDI流入增加10%后的三年GDP效应
unit: %
x: 平均EMDE, 结构条件较好的EMDE
y: 0.3, 0.8
```
吸引 FDI 的条件同样清晰。制度质量或投资环境从全球样本中位数提升到最高四分位，可使 FDI 流入增加约 **1/5**；劳动生产率提高 **1%**，可使 FDI 流入最多增加 **0.7%**；投资条约平均可使签约国之间的双边 FDI 增加超过 **2/5**。相反，地缘政治分歧会显著压低跨境投资，政策不确定性、贸易限制、投资筛查和监管碎片化都会削弱 FDI 流入。
## 方法 / 指标体系
报告不是单一模型研究，而是综合了跨国数据、事件研究、局部投影、结构性改革数据库、面板 VAR、引力模型和国别案例研究。其方法设计的重点，是分别识别投资趋势、投资加速、公共投资乘数、私人投资改革效果和 FDI 驱动因素。
| 分析模块 | 数据 / 样本 | 方法 | 输出内容 |
|---|---|---|---|
| 总投资趋势 | 最多 125 个 EMDEs，跨越 1990-2024 或更长时期 | 投资增长、地区分组、收入组、商品出口/进口分组比较 | 识别投资增长减速、结构变化和收敛停滞 |
| 投资加速期 | 104 个经济体，1950-2022 年 | 事件研究；至少 6 年、年均人均投资增长 ≥4%、较前期提高 ≥2 个百分点 | 识别 192 次全球投资加速期，其中 59 个 EMDEs 出现 115 次 |
| 公共投资效应 | EMDEs 公共投资冲击样本 | 局部投影、公共投资乘数估计、财政空间和效率分组 | 估计公共投资对产出、私人投资、生产率和潜在产出的影响 |
| 私人投资改革 | 结构性改革数据库、企业调查、私人投资加速样本 | 改革事件分析、加速概率模型、国别案例 | 估计结构性改革对私人投资和私人投资加速的作用 |
| FDI 影响 | 74 个 EMDEs，1995-2019 年 | 异质性面板 VAR | 估计 FDI 增加 10% 对 GDP 的影响，以及结构条件差异 |
| FDI 驱动因素 | 合并双边 FDI 数据、投资协定、制度指标、贸易指标 | 引力模型、相关性分析、事件研究 | 分析制度、开放、地缘政治、投资条约、限制政策对 FDI 的影响 |
> 投资加速期识别标准：报告要求每一轮加速至少持续 **6 年**；加速期内人均投资年均增长至少 **4%**；加速期平均增长率需比前 6 年至少高 **2 个百分点**；期末资本存量需超过前期峰值，以排除单纯周期性反弹。
## 01 投资趋势、结构和驱动因素：增长减速不是短期波动，而是长期动能下降
Chapter 1 的核心任务，是解释 EMDEs 投资为何从 2000 年代的高增长进入 2010 年以来的长期放缓，并进一步说明不同地区、不同投资类型和不同资本形态的变化。
### 1.1 投资增长的历史变化
1990 年代，排除中国后的 EMDEs 投资年均增长 **2.5%**；包含中国后为 **5.5%**。2000 年代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多个 EMDEs 输出增长强劲，EMDEs 投资年均增长达到 **9.5%**，排除中国后仍有 **6.8%**。相比之下，先进经济体 2000 年代投资增长很弱，年均仅 **0.8%**。
全球金融危机后，EMDEs 投资从 2007 年 **13%** 的历史高位降至 2019 年 **3.6%**。2010-19 年，EMDEs 年均投资增长 **6.1%**，排除中国后为 **4.1%**。COVID-19 造成又一次严重冲击，2020 年排除中国的 EMDEs 投资下降约 **9%**，比 2009 年的 **7%** 更深；疫情后的投资恢复也弱于 2009 年后的恢复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不同时期 EMDEs 投资增长水平
unit: %
x: 1990年代EMDEs排除中国, 1990年代EMDEs, 2000年代EMDEs排除中国, 2000年代EMDEs, 2010年代EMDEs排除中国, 2010年代EMDEs
y: 2.5, 5.5, 6.8, 9.5, 4.1, 6.1
```
### 1.2 投资结构变化：私人投资占主导，但 EMDEs 更依赖公共投资
2010-23 年，私人投资约占 EMDEs 总投资 **75%**，先进经济体为 **82%**。低收入国家私人投资占比更低，约 **63%**。2020-23 年，EMDEs 公共投资约为 GDP 的 **7%**，先进经济体约 **4%**。
这说明 EMDEs 的投资体系既依赖私人资本，又更需要公共部门承担基础设施和发展性投资。但公共投资增长已经减速，而且在衰退期往往被财政压力压缩。报告指出，EMDEs 公共投资在衰退中通常收缩约 **4%**，并可能持续下行多年。
### 1.3 无形资产和高技术投资增长较慢，可能拖累长期生产率
EMDEs 的投资结构正在缓慢向无形资产转移，但速度远慢于先进经济体。2010-19 年，无形投资占 EMDEs 总投资不到 **1/10**，先进经济体接近 **1/5**。制造业中，2010-22 年 EMDEs 不到 **1/3** 的投资投向中高技术产业，而先进经济体超过 **1/2**。
这意味着，EMDEs 不仅投资数量不足，投资质量和技术含量也面临差距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，特别是中国，在无形资产和高技术投资方面进展更快；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更多依赖有形、低技术资本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无形投资和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差距
unit: %
x: EMDEs无形投资占总投资, 先进经济体无形投资占总投资, EMDEs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, 先进经济体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
y: 10, 20, 33, 50
```
> 图表口径：报告表述为 EMDEs 无形投资“less than one-tenth”、先进经济体“nearly one-fifth”；EMDEs 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“less than one-third”、先进经济体“more than one-half”。图中以 10、20、33、50 表示边界值，正文保留原始表述。
### 1.4 投资驱动因素：产出、信用、开放、财政和制度共同影响投资
报告的计量分析显示，EMDEs 投资增长，尤其是私人投资增长，与产出增长、金融发展、贸易开放、资本流入、财政可持续性和投资风险高度相关。私人投资受信用增长、贸易和资本流动开放、较好的财政条件影响；公共投资则受贸易开放支持，同时受经济不确定性拖累。
改革也会影响投资。1990-2024 年样本显示，制度改革上行期（reform spurts）后，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都会加快；私人投资的加速持续时间更长。改革倒退（reform setbacks）则与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下降相关。
| 驱动因素 | 对投资的作用 | 报告判断 |
|---|---|---|
| 产出增长 | 对总投资、私人投资、公共投资均重要 | 投资与增长形成互相强化，也可能形成下行螺旋 |
| 信用增长 | 支撑私人投资 | 2000-2019 年持续支持 EMDEs 私人投资 |
| 贸易开放 | 支撑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 | 全球贸易放缓削弱外部投资动力 |
| 资本流入 | 支撑私人投资 | FDI 和其他资本流动放缓使投资资金减少 |
| 政府债务 | 债务下降支持私人投资，债务上升形成拖累 | 高债务压缩财政空间并提高风险溢价 |
| 主权评级 | 支撑公共投资 | 评级改善可降低融资成本 |
| 经济不确定性 | 抑制公共投资 | 2000-2019 年持续拖累 EMDEs 公共投资 |
| 投资环境改革 | 支撑总投资和私人投资 | 私人投资对改革上行反应更持久 |
## 02 投资加速期：投资奇迹来自政策组合，而不是单一改革
Chapter 2 把“投资加速期”作为分析对象，回答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：历史上哪些国家成功启动过持续投资增长？这些阶段产生了什么经济后果？政策能否主动触发这样的阶段？
### 2.1 投资加速期的分布和下降
1950-2022 年，报告识别出 **192 次**投资加速期，发生在 **93 个经济体**；其中 **59 个 EMDEs** 有 **115 次**投资加速期。平均而言，一个 EMDE 在任一十年中发生投资加速的概率为 **40%**。2000-09 年约一半 EMDEs 出现投资加速期，但 2010-22 年降至约 **1/4**。
EMDEs 平均每个经济体出现 **1.7 次**投资加速，先进经济体为 **2.2 次**。低收入国家平均 **1.9 次**，与 EMDEs 接近但低于先进经济体。区域上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每个国家平均接近 **2.4 次**，高于其他区域；商品出口国、脆弱和冲突影响经济体、小国的投资加速更少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投资加速期在 EMDEs 中变少
unit: %
x: 任一十年平均概率, 2000-09年EMDEs, 2010-22年EMDEs
y: 40, 50, 25
```
### 2.2 投资加速期的宏观效果
EMDEs 投资加速期通常持续 **6-10 年**，中位数约 **7 年**，约 **1/5** 持续超过 **10 年**。投资增速通常在加速期第一年超过 **5%**，第二年达到峰值约 **13%**；约 **1/4** 的加速期投资增长峰值至少达到 **21%**。
加速期的经济效果不仅是投资增加，还包括产出、生产率、就业、出口、资本流入和减贫的共同改善。报告特别强调，投资加速期支持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，因此不仅创造更多就业，也创造更好的就业。
| 指标 | 非加速年份 | 投资加速期 | 变化含义 |
|---|---:|---:|---|
| 投资增长中位数 | 3.2% | 10.4% | 投资增速超过三倍 |
| 产出增长 | 4.2% | 5.9% | 年增长高 1.9 个百分点 |
| TFP 增长 | 0.8% | 1.7% | 生产率增长显著增强 |
| 就业率变化 | 停滞或下降 | 每年约 +0.2 个百分点 | 就业吸纳增强 |
| 六年 GDP 扩张 | 非加速阶段较低 | 接近 2/5 | 约为非加速阶段的 1.5 倍 |
### 2.3 政策触发条件：宏观稳定、开放和制度质量
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和国别案例研究发现，投资加速更可能发生在制度质量较高、宏观环境稳定、贸易与金融开放改善的国家。财政整顿、通胀目标制、贸易自由化、金融开放、商业环境改善等都可能发挥作用，但最有效的通常是综合政策组合。
若一国的基本财政余额、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显著改善，投资加速概率会提高约 **9 个百分点**。高质量制度是政策生效的放大器：法治、公正司法、产权保护、监管稳定和反腐败能力越强，改革越可能转化为真实投资增长。
| 政策要素 | 作用机制 | 报告中的结论 |
|---|---|---|
| 财政整顿 | 降低债务和宏观风险，恢复投资者信心 | 可作为投资加速政策包的一部分 |
| 通胀目标和货币可信度 | 降低不确定性和资本成本 | 有助于投资加速启动 |
| 贸易开放 | 扩大市场、促进技术扩散、吸引 FDI | 与金融开放和制度改革组合效果更强 |
| 金融开放 | 扩大资本可得性 | 与贸易和财政政策协同提高概率 |
| 制度质量 | 降低交易成本和政策风险 | 决定政策改革是否真正转化为投资增长 |
| 国别政策包 | 多项改革同时推进 | 比孤立改革更可能触发投资加速 |
## 03 公共投资：关键不是“花更多钱”，而是把钱转化为有效资本
Chapter 3 重点讨论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。报告并不简单主张扩大公共投资，而是强调公共投资的质量、财政空间和制度执行能力。
### 3.1 公共投资增长已经放缓，但 EMDEs 仍更依赖公共投资
EMDEs 公共投资增长从 2000-09 年平均 **10%** 降至 2010-23 年约 **5%**。尽管如此，EMDEs 公共投资占 GDP 比例仍高于先进经济体：2010-23 年 EMDEs 约 **6%**，先进经济体约 **4%**。低收入国家和商品出口型 EMDEs 公共投资/GDP 通常更高。
公共投资重要，是因为它能建设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数字网络、教育和健康系统，也能通过降低瓶颈来带动私人投资。但公共投资也有风险：如果项目选择、采购、执行和维护低效，可能形成“白象工程”，既不能促进增长，还会增加债务和财政压力。
### 3.2 公共投资乘数取决于财政空间和效率
报告估计，公共投资增加 **1% GDP**，平均五年后使产出提高 **1.1%**。但这一平均数掩盖了国家差异。公共投资效率高或财政空间较大的国家，五年产出效应约 **1.6%**；公共投资效率低或债务风险高的国家，效果小且统计上不显著。
公共投资质量还会影响主权风险。报告构建了公共投资质量指数（PIQ），覆盖 **120 个 EMDEs** 的 2010-21 年数据。研究发现，低收入国家和商品出口国公共投资质量较低。公共投资质量高时，扩大公共投资可以降低主权风险；质量低时，扩大公共投资可能提高主权风险并恶化债务可持续性。极端情况下，公共投资占 GDP 提高一个标准差，在 PIQ 最低国家可能导致主权风险评级下降约 **3 个级别**，在 PIQ 最高国家则可能提升近 **4 个级别**。
| 公共投资条件 | 可能结果 | 对政策的含义 |
|---|---|---|
| 高财政空间 + 高投资效率 | 产出乘数更高，可带动私人投资和生产率 | 可以适度扩大公共投资 |
| 高债务 + 低效率 | 产出效应不显著，可能提高主权风险 | 先改善项目管理和财政框架 |
| 低收入国家 | 投资需求大但财政与执行能力弱 | 需要外部融资和技术援助 |
| 商品出口国 | 易受商品周期影响，公共投资质量偏弱 | 需要财政规则和稳定基金 |
| 高质量公共投资 | 可形成“自我融资”的增长与财政改善 | 重点是项目选择、采购、执行、评估 |
### 3.3 “三 E”政策包：扩财政空间、提投资效率、增强全球支持
报告建议 EMDEs 围绕“三 E”推动公共投资：**Expansion of fiscal space（扩展财政空间）**、**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（提高公共投资效率）**、**Enhancement of global support（增强全球支持）**。
扩财政空间包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、扩大税基、改善财政框架、削减低价值经常性支出、改善债务管理。提效率包括项目优先级排序、成本收益分析、透明项目库、采购执行监督、维护预算保护、反腐败和治理能力提升。全球支持则包括优惠融资、担保、技术援助、多边开发银行支持和气候资金。
| 三 E | 具体政策 | 目标 |
|---|---|---|
| Expansion of fiscal space | 税收征管、扩大税基、财政规则、债务管理、支出重分配 | 为公共投资创造可持续资金空间 |
| Efficiency of public investment | 项目筛选、成本收益分析、采购、执行、评估、维护预算、反腐败 | 让公共支出转化为有效公共资本 |
| Enhancement of global support | 多边融资、优惠贷款、担保、技术援助、能力建设 | 帮助 LICs 和脆弱国家跨过财政与能力瓶颈 |
## 04 私人投资：结构性改革要成套推进，不能靠单项刺激
Chapter 4 指向一个现实难题：公共投资无法填满缺口，私人投资必须成为主力；但私人投资又受融资、基础设施、制度、监管、税收、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多重约束。
### 4.1 私人投资减速与巨额投资需求形成反差
EMDEs 私人投资增长在 2010-23 年平均 **6.7%**，排除中国后为 **5.3%**，均显著低于 2000 年代。与此同时，EMDEs 排除中国后，为实现 SDGs 和气候目标，年度投资需求预计从 2025 年 **3.7 万亿美元** 上升到 2030 年 **5.9 万亿美元**，而 2019 年实际投资约 **2.4 万亿美元**。
清洁能源投资需求尤其突出。报告引用估计指出，排除中国的 EMDEs 到 2030 年代初需要将年度清洁能源投资增加约 **7 倍**，才能以符合《巴黎协定》的方式满足能源需求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EMDEs排除中国后的年度投资需求
unit: 十亿美元
x: 2019实际投资, 2025投资需求, 2030投资需求
y: 2400, 3700, 5900
```
### 4.2 企业约束：融资、基础设施、税收和不稳定环境
企业调查显示，EMDEs 企业常见最大障碍包括融资不足、基础设施不足、犯罪和政治不稳定、税收政策和税务管理。低收入国家中，基础设施约束尤为突出。与先进经济体相比，EMDEs 企业报告这些障碍的比例更高。
这些约束的本质，是私人资本回报率、风险和可预期性的问题。若企业不能获得融资，基础设施不稳定，合同执行成本高，监管和税收不确定，私人投资即使有潜在市场也不会大规模启动。
### 4.3 结构性改革有效，但必须组合推进
报告对国际贸易、外部融资、国内金融部门和产品市场改革进行了估计，发现重大结构性改革对私人投资有中期正向影响。平均而言，重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后三年内使 EMDEs 私人投资累计增加约 **2.2%**。改革效果通常在 EMDEs 中比先进经济体更大，因为 EMDEs 初始扭曲和约束更强。
但报告更强调改革互补性。单独推进贸易改革���若没有其他配套改革，可能短期内对私人投资产生负效应；如果贸易改革与其他结构性改革共同实施，则在未来五年各时期都表现为正效应。政策一致性和可信度也是关键，因为私人投资往往需要较长回收期，政策反复会削弱投资意愿。
| 改革类型 | 影响 | 关键说明 |
|---|---|---|
| 国际贸易改革 | 可提升市场规模和竞争压力 | 与金融和产品市场改革组合更有效 |
| 外部融资改革 | 三年累计可提升私人投资约 2.4% | 对资本可得性影响直接 |
| 国内金融改革 | 改善信贷分配和融资渠道 | 需要监管和金融深化配套 |
| 产品市场改革 | 降低进入壁垒，提高竞争 | 有助于提升投资回报和资源配置效率 |
| 政策组合 | 私人投资加速概率提高近 11 个百分点 | 比单项改革加总效果更强 |
## 05 FDI：不是所有外资都自动带来增长，关键在吸收能力和全球开放环境
Chapter 5 分析 FDI 的退潮、结构变化、增长效应和政策选择。报告把 FDI 视为资本、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载体，但也强调 FDI 的增长收益取决于东道国制度和吸收能力。
### 5.1 全球 FDI 和 EMDEs FDI 同时走弱
全球 FDI/GDP 从 2007 年超过 **5%** 降至 2023 和 2024 年约 **1%**，为本世纪以来最低。2008-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跨境投资造成长期冲击，此后又叠加贸易争端、COVID-19、俄乌战争、通胀上升和金融条件收紧。
EMDEs 的 FDI 也显著放缓。2000-08 年 EMDEs FDI 增长 **5 倍**，但 2012-23 年相对 GDP 的 FDI 流入较 2000-11 年约减半。2024 年，已宣布的 EMDEs 绿地 FDI 资本开支比 2023 年下降近 **1/4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全球与EMDEs的FDI占GDP比例下行
unit: %
x: 全球FDI2007峰值, 全球FDI2023-2024, 典型EMDE2008峰值, 典型EMDE2023
y: 5, 1, 5, 2
```
### 5.2 FDI 结构：绿地投资占主导，服务业比重上升
EMDEs FDI 流入中超过 **9/10** 是绿地投资（greenfield investment），即外国投资者新建企业或资产。与并购相比，绿地投资更直接增加固定资本，通常对增长和国内投资关联更强。并购在 EMDEs 中占比较低，主要反映国内企业规模较小、资本市场较浅。
部门结构上，FDI 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。2000-04 年，服务业约占 EMDEs FDI 流入 **45%**，到 2019-23 年接近 **65%**；制造业从约 **45%** 降至不足 **30%**。这一变化与全球经济服务化、金融、电信、数字服务发展有关，但资源依赖地区仍较依赖采掘业和基础设施投资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EMDEs FDI部门结构变化
unit: %
x: 服务业2000-04, 服务业2019-23, 制造业2000-04, 制造业2019-23
y: 45, 65, 45, 30
```
> 图表口径：报告表述为服务业从 45% 增至“almost 65%”，制造业从 about 45% 降至 “less than 30%”。图中采用近似值，正文保留原始口径。
### 5.3 FDI 的增长收益高度依赖制度和开放
FDI 的平均效果是正向的，但并非保证。报告估计，FDI 增加 **10%**，平均三年后 GDP 增加 **0.3%**；但在结构条件更好的国家，提升可达 **0.8%**。这意味着，FDI 的作用不是简单由流入金额决定，而是由制度质量、人力资本、贸易开放、金融深度和非正规经济规模决定。
| 条件 | 对 FDI 的意义 |
|---|---|
| 强制度质量 | 降低投资风险，增强 FDI 对增长的正向作用 |
| 贸易开放和全球价值链参与 | 扩大市场与供应链连接，提高 FDI 吸引力 |
| 人力资本 | 决定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否被吸收 |
| 金融市场深度 | 支持本地企业共同投资和溢出效应 |
| 较低非正规化 | 提高税收、监管、劳动和竞争环境质量 |
| 政策稳定 | 降低长期投资的不确定性 |
### 5.4 全球碎片化正在削弱 FDI 流动
报告指出，贸易和投资协定减少、FDI 筛查增加、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政策不确定性提高，都在削弱跨境投资。2000 年代新生效的投资条约约 **870 个**，2010-24 年降至约 **380 个**。FDI 筛查机制从 2014 年 **17 个国家** 扩展到 2023 年 **41 个国家**。
```chart
type: bar
title: 全球投资协定和FDI筛查机制变化
unit: 个
y: 870, 380, 17, 41
x: 投资协定2000-09, 投资协定2010-24, FDI筛查国家2014, FDI筛查国家2023
```
投资条约平均可使签约国之间投资流动增加超过 **40%**。相反，若两国外交政策差异最明显，FDI 流动约低于全球样本中位数 **1/8**。这表明，全球规则稳定和可预期性本身就是投资政策的一部分。
## 06 政策框架：重启投资不是找一个杠杆，而是形成互相强化的政策包
报告最终提出的政策框架，可以分成国内政策和全球政策两层。国内政策解决投资环境、财政空间、公共投资效率、私人投资约束和 FDI 吸收能力；全球政策解决贸易投资规则、融资支持和技术援助。
### 6.1 国内政策优先级
国内政策的核心是：恢复宏观稳定，提升制度质量，改善商业环境，扩大贸易与投资开放，提高公共投资效率，动员私人资本。
| 政策方向 | 具体措施 | 作用机制 |
|---|---|---|
| 改善投资环境 | 法治、合同执行、产权保护、反腐败、监管透明 | 降低长期投资不确定性 |
| 宏观稳定与财政空间 | 中期财政框架、税收动员、债务管理、央行可信度 | 降低融资成本和主权风险 |
| 公共投资效率 | 项目筛选、采购执行、成本收益分析、维护预算 | 提高公共投资乘数，带动私人投资 |
| 结构性改革 | 贸易、金融、产品市场、竞争政策 | 提高私人投资回报和资本可得性 |
| 贸易和投资开放 | 便利通关、数字化边境、服务业监管、投资协定 | 连接市场、技术和资本流动 |
| 人力资本与数字能力 | 教育、技能、数字基础设施 | 提高 FDI 和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|
| 降低非正规经济 | 税制、监管、劳动市场和企业正规化 | 增强 FDI 和私人投资的生产率效应 |
### 6.2 全球政策优先级
全球政策的核心，是为 EMDEs 重新创造更稳定的外部投资环境。报告强调，许多 EMDEs 是小型开放经济体，仅靠国内政策不足以克服投资短缺。规则、融资和技术援助都需要国际合作。
| 全球政策方向 | 具体措施 | 作用对象 |
|---|---|---|
| 维护规则型贸易投资体系 | 可预期贸易规则、数字贸易与服务规则、投资框架 | 降低跨境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 |
| 扩大全球金融支持 | 多边开发银行、优惠融资、担保、混合融资、气候资金 | LICs、FCS 和投资缺口最大的国家 |
| 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 | 公共投资管理、税收、债务、监管现代化、项目准备 | 执行能力弱的 EMDEs |
| 风险缓释 | 担保、首损安排、项目融资结构优化 | 动员私人资本进入高影响项目 |
| 支持结构性改革 | 与融资挂钩的改革支持、长期嵌入式技术援助 | 提高投资效率和制度吸收能力 |
### 6.3 政策组合的关键逻辑：改革不是相加，而是相乘
报告最有政策含义的判断之一，是改革之间存在互补效应。公共投资在财政空间和效率高时效果更大；贸易改革与金融和产品市场改革组合时对私人投资更有效；FDI 在制度、人力资本和开放条件更好时增长效应接近三倍；投资加速期也更可能出现在宏观稳定、开放和制度质量共同改善的国家。
==**因此，投资政策不是在“公共投资、私人投资、FDI、结构性改革”中选一个，而是让这些因素形成正反馈：公共投资降低瓶颈，私人投资扩大产能，FDI 带来技术和管理，制度改革降低风险，开放扩大市场，生产率上升后又进一步吸引投资。**==
| 单项政策 | 若孤立推进的风险 | 与其他政策组合后的效果 |
|---|---|---|
| 扩大公共投资 | 债务风险、低效项目、挤出私人投资 | 与财政空间和项目效率改革结合，可带动私人投资 |
| 贸易开放 | 若缺乏配套，可能短期冲击本地企业 | 与金融、产品市场、技能和标准能力建设结合，可扩大私人投资 |
| 吸引 FDI | 若吸收能力弱，增长效应有限 | 与制度、人力资本、金融市场结合，可提高技术溢出和增长效应 |
| 财政整顿 | 若过度紧缩，可能压缩发展性支出 | 与公共投资效率和中期财政框架结合，可增强投资者信心 |
| 结构性改革 | 若碎片化推进，效果不稳定 | 政策包可显著提高投资加速概率 |
## 07 全报告关键数据索引
为了方便快速抓取报告中的核心数字，下面将各章节反复使用的关键数据集中列出。这个表不是替代正文，而是作为“数字索引”，帮助后续做 PPT、报告摘要或政策研判时快速定位。
| 主题 | 关键数据 | 报告含义 |
|---|---:|---|
| 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 | 约 1/3 | EMDEs 21 世纪以来 GDP 增长中，投资是主要贡献项之一 |
| 投资对潜在产出增长的贡献 | 超过 1/2 | 投资是长期增长能力而非短期需求的核心 |
| 排除中国的 EMDEs 人均收入 | 约为先进经济体 9% | 收入趋同在 2010 年代初停滞 |
| 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 | 约为先进经济体 1% | LICs 的追赶距离极大 |
| 全球无电人口 | 约 7.4 亿人 | 基础设施缺口仍然巨大 |
| 缺乏安全饮用水人口 | 约 1/4 世界人口 | 发展目标需要持续资本投入 |
| 缺乏安全卫生设施人口 | 超过 2/5 世界人口 | 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有大缺口 |
| 低中收入国家到 2030 年额外投资需求 | 每年 1.5-2.7 万亿美元 | 仅 SDGs 和气候承诺已需要巨额新增投资 |
| 计入气候变化成本后的投资需求 | 最高约每年 4 万亿美元 | 气候适应与减排将显著抬高投资需求 |
| 低收入国家投资缺口 | 每年约 GDP 的 8% | LICs 无法只靠国内公共资金弥合缺口 |
| EMDEs 总投资增长 | 2000-09 年约 10%；2010-24 年约 5% | 投资增长约减半 |
| EMDEs 私人投资增长 | 2000-09 年约 12%；2010-23 年约 7% | 私人投资从双位数增长降至不足 7% 左右 |
| EMDEs 公共投资增长 | 2000-09 年约 10%；2010-23 年约 5% | 公共投资也约减半 |
| EMDEs 投资 2020 年冲击 | 排除中国后下降约 9% | COVID-19 对投资冲击深于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 |
| EMDEs 投资 2009 年冲击 | 排除中国后下降约 7% | 2008-09 危机对投资造成长期冲击 |
| EMDEs 投资每名劳动者相对先进经济体 | 2000 年 7%；2009 年 15% | 2000 年代曾快速收敛 |
| 排除中国后投资每名劳动者相对先进经济体 | 2000 年 8%；2009 年 12%；2024 年 14% | 排除中国后收敛速度慢，且 2010 年后基本停滞 |
| LICs 投资每名劳动者相对先进经济体 | 约 3% | 资本形成水平极低 |
| 私人投资占总投资 | EMDEs 约 75%；先进经济体约 82%；LICs 约 63% | EMDEs 仍更依赖公共投资 |
| EMDEs 公共投资占 GDP | 2010-23 年约 6% | 高于先进经济体 |
| 先进经济体公共投资占 GDP | 2010-23 年约 4% | 公共投资相对占比更低 |
| EMDEs 无形投资占总投资 | 2010-19 年不到 1/10 | 知识资本、软件、R&D 投资较弱 |
| 先进经济体无形投资占总投资 | 2010-19 年接近 1/5 | 无形资产转型更快 |
| EMDEs 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 | 不到 1/3 | 产业升级投资仍不足 |
| 先进经济体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 | 超过 1/2 | 技术密集投资显著更高 |
| 投资加速期总数 | 1950-2022 年全球 192 次 | 样本覆盖 93 个经济体 |
| EMDEs 投资加速期 | 115 次，发生在 59 个 EMDEs | 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多次实现投资奇迹 |
| EMDEs 任一十年发生投资加速概率 | 约 40% | 投资加速不是罕见孤例 |
| EMDEs 2000-09 年投资加速发生率 | 约 48% 或约一半 | 2000 年代是 EMDEs 投资加速黄金期 |
| EMDEs 2010-22 年投资加速发生率 | 约 23% 或约 1/4 | 2010 年后显著减少 |
| EMDEs 投资加速期投资增长 | 10.4% | 非加速年份为 3.2% |
| EMDEs 投资加速期产出增长 | 5.9% | 非加速年份为 4.2% |
| EMDEs 投资加速期 TFP 增长 | 约 1.7% | 非加速年份约 0.8% |
| 投资加速期就业率变化 | 每年约 +0.2 个百分点 | 就业吸纳随投资增长改善 |
| 投资加速期典型持续时间 | 中位数约 7 年 | 多数为 6-10 年，约 1/5 超过 10 年 |
| 投资加速期峰值投资增长 | 第二年约 13%；1/4 至少 21% | 投资加速初期通常快速冲高 |
| 政策组合对总投资加速概率影响 | 约 +9 个百分点 | 财政、贸易、金融开放共同改善更有效 |
| 私人投资加速期 | 1960-2019 年 EMDEs 85 次，发生在 52 个 EMDEs | 私人资本也可进入持续加速期 |
| EMDEs 私人投资加速发生率 | 2000-09 年 35%；2010-19 年 18% | 私人投资加速同样减少 |
| 私人投资加速期产出增长 | 约 6% | 非加速年份约 4.2% |
| 私人投资加速期 TFP 增长 | 约 1.6% | 非加速年份约 0.5% |
| 政策组合对私人投资加速概率影响 | 近 +11 个百分点 | 组合改革效果大于单项改革之和 |
| 公共投资增长 | 2000-09 年 10%；2010-23 年 5% | 公共投资增长减半 |
| 公共投资增加 1% GDP 的产出效应 | 五年后平均 +1.1% | 公共投资有正向乘数 |
| 高效率或财政空间大国家的公共投资产出效应 | 五年后 +1.6% | 比平均效果高约 0.5 个百分点 |
| 公共投资增加 1% GDP 对私人投资影响 | 五年后最多 +2.2% | 公共投资可 crowd in 私人投资 |
| 公共投资增加 1% GDP 对劳动生产率影响 | 最多 +1.9% | 基础设施与公共资本促进效率 |
| 公共投资增加 1% GDP 对 TFP 影响 | 最多 +0.8% | 对供给侧能力有长期影响 |
| 公共投资增加 1% GDP 对潜在产出影响 | 最多 +1.1% | 影响长期增长能力 |
| 公共投资可覆盖投资缺口 | 约 1/3 | 其余必须依靠私人资本和国际支持 |
| 公共投资质量指数样本 | 120 个 EMDEs，2010-21 年 | 用项目评价数据估计 PIQ |
| 低 PIQ 国家扩大公共投资的主权评级影响 | 约下调 3 个级别 | 低质量公共投资会放大风险 |
| 高 PIQ 国家扩大公共投资的主权评级影响 | 约上调近 4 个级别 | 高质量公共投资可改善财政基本面 |
| 2019 年 EMDEs 排除中国实际投资 | 2.4 万亿美元 | 低于发展和气候目标所需水平 |
| 2025 年投资需求 | 3.7 万亿美元 | 私人资本缺口明显 |
| 2030 年投资需求 | 5.9 万亿美元 | 投资需求继续上升 |
| 清洁能源投资需求 | 到 2030 年代初需增加约 7 倍 | 能源转型需要巨大私人投资 |
| 重大结构性改革对私人投资影响 | 三年累计 +2.2% | 贸易、融资、金融、产品市场改革有效 |
| 外部融资改革对私人投资影响 | 三年累计 +2.4% | 资本可得性改善效果明显 |
| EMDEs 债务变化 | 2009 年政府债务 +5 个百分点 GDP；2020 年 +10 个百分点 GDP | 危机后财政空间受压 |
| 2020 年代初 EMDEs 总债务 | 较 2010-19 年平均高约 45 个百分点 GDP | 债务压力长期化 |
| EMDEs 长期利率 | 2020 年约 5.5%；2024 年约 7.5% | 融资和债务服务成本上升 |
| 投资预测误差 | 10 年期预测平均高估 1.4 个百分点/年 | 投资前景容易被过度乐观估计 |
| 新贸易协定数量 | 2000 年代每年约 11 个；2020 年代每年约 6 个 | 全球贸易制度整合放慢 |
| 新投资协定数量 | 2000-09 年约 870 个；2010-24 年约 380 个 | 国际投资制度整合显著放慢 |
| FDI 筛查机制 | 2014 年 17 个国家；2023 年 41 个国家 | 跨境投资限制和审查增加 |
| EMDEs FDI 名义规模 | 2000 年略高于 1600 亿美元；2008 年近 8000 亿美元 | 2000-08 年扩大 5 倍 |
| 典型 EMDE FDI/GDP | 2008 年接近 5%；2023 年略高于 2% | FDI 相对 GDP 大幅退潮 |
| 2023 年 EMDEs FDI 流入 | 4350 亿美元 | 2005 年以来最低 |
| EMDEs FDI 下滑范围 | 约 3/5 国家在 2012-23 年低于 2000-11 年 | FDI 退潮具有广泛性 |
| 2024 年已宣布绿地 FDI | 比 2023 年下降近 1/4 | 近期 FDI 前景偏弱 |
| FDI 集中度 | 前 10 个 EMDEs 接收超过 2/3 | FDI 分布高度集中 |
| 中国接收 EMDEs FDI 占比 | 约 1/3 | 中国是最大接收国 |
| 巴西和印度合计占比 | 约 1/6 | 二者是重要接收国 |
| LICs 占 EMDEs FDI | 2% | 低收入国家获得份额很小 |
| LICs 占全球 FDI | 不到 1% | 全球资本最少流向需求最大的国家 |
| EMDEs FDI 中绿地投资占比 | 超过 9/10 | FDI 主要直接新增固定资本 |
| 服务业 FDI 占比 | 2000-04 年约 45%；2019-23 年近 65% | FDI 结构向服务业转移 |
| 制造业 FDI 占比 | 2000-04 年约 45%；2019-23 年低于 30% | 制造业 FDI 相对下降 |
| FDI 增加 10% 对 GDP 影响 | 平均 EMDE 三年后 +0.3% | FDI 对增长有正向平均效应 |
| 结构条件好国家 FDI 对 GDP 影响 | 三年后 +0.8% | 制度、人力资本、开放放大 FDI 效果 |
| 制度或投资环境改善对 FDI 的影响 | 流入最多增加约 1/5 | 制度质量是吸引外资核心条件 |
| 劳动生产率提高 1% 对 FDI 影响 | FDI 流入最多 +0.7% | 生产率本身吸引资本 |
| 投资条约对双边 FDI 影响 | 超过 +2/5 | 规则安排能显著促进跨境投资 |
| 地缘政治差异对 FDI 影响 | 低于全球样本中位数约 1/8 | 碎片化压低跨境资本流动 |
| 2023 年多边和开发金融动员私人资本 | 880 亿美元 | 创下低中收入国家投资动员纪录 |
| 世界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合作目标 | 到 2030 年为非洲 3 亿人供电 | 预计带动 90 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私人投资 |
## 08 未来研究方向：投资问题仍面临数据与证据缺口
报告最后提出多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监测的方向。这些方向也说明，投资政策不能只看总量，还要看质量、结构、空间分布和实际转化效果。
| 研究方向 | 当前缺口 | 为什么重要 |
|---|---|---|
| 可持续发展投资缺口测算 | 不同估计差异大，数据覆盖和假设不一致 | 需要可比、透明、可更新的投资缺口监测框架 |
| 投资和 FDI 数据频率与质量 | 公共和私人投资高频数据不足，FDI 数据受特殊目的实体、往返投资和虚假 FDI 影响 | 会影响早期预警和政策判断 |
| 无形资产投资数据 | R&D、软件、数据、知识产权等统计不足 | 不利于评估数字化和知识经济投资 |
| 部门和地方层面投资 | 国家总量掩盖“投资荒漠”地区和部门差异 | 有助于识别空间不平等和具体瓶颈 |
| 公共、私人、外国和本土投资的互动 | 仍需厘清不同投资类型如何互相带动 | 决定政策组合如何设计 |
| 微观证据和政策评估 | 跨国总量研究可能有聚合偏误 | 需要企业、部门、地区层面的因果证据 |
## 结语 / 启示
这份报告的核心价值，不是再次证明“投资重要”，而是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问题从资金规模，推进到制度、效率、风险、开放和全球合作的系统层面。
对 EMDEs 来说，投资减速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会形成长期锁定：投资不足导致基础设施、技术、人力资本和产业能力不足，进而压低增长和财政收入；财政空间不足又进一步限制公共投资，私人部门因需求和制度风险不愿投资，FDI 因全球碎片化和东道国吸收能力不足而退潮。这个循环如果不被打破，收入趋同、减贫、就业和气候转型都会变得更难。
报告给出的解法是清晰的：**要把投资政策从“项目资金管理”提升为“国家增长系统设计”。**公共投资要优先投向能降低瓶颈、提高私人投资回报的领域；私人投资需要稳定制度、融资渠道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；FDI 不只是招商引资，而要与人力资本、制度质量、产业能力和全球价值链相连；全球合作也不是附加项，而是许多低收入国家跨过投资缺口的必要条件。
最终，投资加速并不是一种偶然繁荣。报告反复证明，历史上的投资奇迹往往来自同一种机制：**宏观稳定恢复信心，制度质量降低风险，开放扩大市场，公共投资改善基础，私人资本跟进扩张，FDI 带来外部技术和管理，生产率提升反过来强化增长。**如果政策组合能够形成这样的正反馈，发展中经济体仍有可能重启新的投资周期。